眼睛虽小，却可以看到整个世界。
他问我：“为什么一定要做？”
我说：“我没什么理由，就是要救这孩子，作为医生，这是本能。只要能救这个孩子，这几万块钱，我自己出都愿意。”
医生一定要用心，一定要有人文情怀。手术做得再精，玩刀如飞，也要知道，刀下面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社会属性的人。
我父母是医生，我爱人是医生，我女儿也学医了。
——《指尖上的光明》
DOCTOR做个不“安分”的眼科医生说起工作的这十几年，让人印象深刻的东西其实挺多的。要说哪个手术特别好，或者如果有人问我，做了多少例手术，我觉得肯定不止上万例了。但是要问我是不是每一例都记得，其实我不太记得，尤其是治好了，病人康复了，这样的手术我都没有太深刻的印象。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两个极端，治疗效果特别好，甚至有点绝处逢生的病例，或者是没治好，想起来刻骨铭心的痛的病例。这些可能是让医生能够真正产生触动的病例，而这些触动可能会促使医生不断去革新，不断去思考，真正推动技术的进步。
“如果做完手术家长不理解，或者效果不好拒绝交钱，这几万块钱，我出”我做小儿眼底病，有偶然性，也是自己个性使然。在国内，小儿眼底病技术相对来说基础是比较差的，医院在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而且普遍处于起步阶段。
其实，起初我也不太愿意做小儿眼底病。上大学的时候，我第一不喜欢中医科，因为不喜欢背记；第二不喜欢小儿科，因为小孩爱哭。
在小儿眼底病领域干了十多年，我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肤浅一点说，是更爱孩子了。在大街上见到小孩都特别喜欢，孩子哭闹也不觉得烦了。另一方面，可能是情怀的东西触发得更多一些。
如果来了一个极高风险、手术难度极大的孩子，在现在这样一个医患关系大环境下，可能多数人本能地会选择逃避，担心术后问题比较多，而且家长会比较敏感，会产生一些焦虑情绪。
可是我做不到。我觉得孩子是上帝给人类最好的礼物，他的身上没有任何过错，很纯很纯，如果我有能力或机会去救他，却因为担心风险而选择逃避，我觉得是一种罪过，会特别内疚。很多时候别人会劝我，说这个手术风险太高了，最好别碰。但我无法说服自己放弃治疗，我不能逃避，也躲不掉。
这是一个从外地来的孩子，五六岁的样子，眼睛被玻璃划伤了，医院做了缝合。但不幸的是，没过多久，伤口又重新开放了。孩子很疼，很难受，眼睛都睁不开。
家长带着他去找初诊的医生。当时，他的眼睛又红又肿又疼，哭闹着不让检查。医生有点不耐烦了，没有进行仔细检查，就说，伤口缝合有缝线，就是有刺激，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过了一个多月，孩子眼睛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家长觉得不对劲，医院。
我一看，孩子的眼睛肿得厉害，完全睁不开，外面挂着长长的脓液。疼得不行，不让碰，一碰就打我的手。
我觉得问题很严重，马上安排了手术。孩子躺到手术台上麻醉后，我们发现他不仅角膜开放，眼睛里边有大量的脓苔组织，像肉芽肿一样长在眼球外边，角膜也有缺损。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眼底科单独能够解决的了。
当时已经快5点钟了，他是当天最后一台手术。我们马上把角膜科医生叫回手术室。
角膜科医生看了他的情况，也觉得非常棘手，认为治疗效果可能不好。当时快下班了，来不及让病人家属走正规程序去交费再拿材料。为了尽快手术，我们就直接拿了材料先做手术，没有让家属付任何费用。
当时我们眼库的医生还说，病人做完手术，万一效果不好，或者眼球保不住了，家属拒绝付费怎么办？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可要想办法把这费用补上。
我对他说：“先别说钱的事，先救孩子这只眼，别的事现在都不重要！”
当时我满脑子想的就是要救这个孩子。
他问我：“为什么一定要做？”
我说：“我没什么理由，就是要救这孩子，作为医生，这是本能。只要能救这个孩子，这几万块钱，我自己出都愿意。”
做完手术，感染控制住了，孩子的眼球保住了，光感恢复了。过了两个礼拜，妈妈带他来复查，他特别高兴，笑着说：“我的眼睛不疼了。”
用心，做有情怀的医生医生一定要用心，一定要有人文情怀。手术做得再精，玩刀如飞，也要知道，刀下面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社会属性的人。
医院，见到白大褂，他会恐惧，会想到打针、痛苦，可能会哭。因此，我出诊一般会换上刷手衣，甚至有时候连白大褂都不穿，尽量避免让孩子产生恐惧感。我不会摆出冷冰冰的面孔，甚至到了流感比较重的季节，我也很少戴口罩。不是说我不怕流感，而是因为戴上口罩，孩子看到的是口罩上面的两只眼睛，看不到医生的笑容。我更愿意让孩子看到我的微笑，这种微笑，就是医生对孩子的爱，是发自内心的。
千万不要小看孩子，孩子的社会属性不如大人，但是，当一个人的社会属性越弱，他的自然的属性会越强。小孩有一种感知，他会感知到你的眼睛里，你的微笑，你是善意的、真诚的还是装出来的。你给他释放出来像父母一般的爱，那种自然的亲切感，绝大多数孩子是会接纳的。
同时我也有一些小的办法，比如说我的诊桌上会放着一些玩具，像熊大、熊二、喜羊羊。孩子们来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面带微笑，眼神透着亲近感的医生，旁边放的都是他很喜欢的一些卡通玩具。
我经常跟我们科室的大夫还有我的研究生讲，要用两种口吻跟孩子说话，一种是父母的口吻，一种是小朋友的口吻。回想一下，当我们自己是孩子的时候，我们为什么疼得哭着喊着叫妈妈，就是因为我们觉得父母是最能带来安全感的两个人。而小朋友的口吻会让他觉得很有亲和力。
我跟小朋友说话从来都不会直呼小孩子的名字，也不会叫“病人”，我都是“宝贝、宝贝”这样叫，因为父母就这样叫。所以孩子听到的叫法跟父母的叫法是一样的。再给他讲动画片，他就会觉得整个氛围很轻松，很愉悦，所以小孩子在我这看病，很少出现非得强行摁着检查的情况。
在孩子哭闹的时候我也比较有耐心，我会让家长先去哄一会儿，再想想别的办法诱导他，尽量在一种非强制的状态下完成诊疗。因为一旦这次诊疗给孩子留下一种痛苦的体验，比如，被摁着检查，很疼很难受，他下次来就会更加抗拒。
包括做手术之前的麻醉，我都会跟麻醉师沟通，不希望他强行摁着孩子给麻醉。
我会跟孩子说：“宝贝，我们一会儿做个游戏好吗？”
他说：“做什么游戏？”
我知道他在想是不是要打针，我说：“不打针，不打针，我们先做游戏，你看这个面罩像不像个大猪鼻子？你看到猪鼻子了吗？”
他说：“嗯”。
我说：“你看那后边的管道，像不像大象鼻子？我先给你装个猪鼻子，再安一个大象鼻子，然后你数到20，我给你讲故事。”
孩子可高兴了，躺在那，自己扶着面罩。
我们给孩子做的是吸入麻醉，根本等不到数到20，数到10左右，孩子就迷糊了。
整个过程完全没有强制，所以孩子不会有恐惧的感觉。手术前我也会花大量时间跟家长沟通，沟通病情，沟通手术，包括手术方案、手术的预期、手术可能面临问题、需要注意的事情等等。
我的信仰，就是我手中这把手术刀这种情怀性的东西，基本上充斥在我每天的工作当中。并不是说我在职业情操方面有多么高尚，只是说我身上可能有很强的一种宗教性色彩。这个宗教性并不是我信什么教，如果非要问我的信仰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我手中这把手术刀，因为它能救人。做医生能够带给患者光明，这是我最大的信仰。这种情怀性的东西，做医生越久，沉淀越多。
从年到今年，我连续12医院急诊值守除夕夜班。好多人说，12年了，太辛苦了。有时候记者来采访我，问，家人理解吗？我父母是医生，我爱人是医生，我女儿也学医了。所以不存在理解不理解的问题。
其实，我更愿医院的急诊一线，而不是坐在家里电视机前看春晚。因为我觉得心里踏实。我需要了解，与往年相比，今年北京市包括北京周边地区，烟花爆竹伤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是北京市的居多？还是外地的居多？今年北京五环以内全面禁放了，我还需要了解禁放的效果。
这些信息不仅要装在我的脑子里，更重要的是，我要把这些信息反馈给*府，让*府来评估公共*策的效果。过去这些年，我们不断通过数据上报给*府提供信息反馈，以保障大家有一个更加健康、安全的春节。
我觉得大家是在不同的岗位上做着不同的贡献。*府要管理社会，要给社会提供更好、更安全的环境。作为医生，除了救治病人的眼睛，反馈给*府一些重要的信息也很重要。
作为一名眼外伤的专家和科室分管医疗的主任，让我除夕夜坐在家里看春晚，当媒体或者*府部门需要了解今年烟花爆竹伤情况的时候，我回答说，对不起，你等一等，我再了解一下。我完全无法接受。所以，我需要把这些信息都装在我的脑子里。当*府、医院需要这方面的信息时，我可以第一时间把最精炼的东西提取给他们。我觉得这就是医生这个职业本身必须要达到状态，谈不上辛苦、奉献，其实跟我一样连续值守多少年不回家的医生有很多。
医院这样一种景象，全国各地的病人，在除夕夜12点半左右，集中地涌来，而且全是一些重伤、复合伤。这种时候特别考验医生对复合伤情的综合判断能力和分工协作处置的能力，这也是我们最有含金量的一个亮点，也是同仁品牌下能够焕发出来的真正的价值所在。
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当你觉得什么样手术都不在话下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些让你觉得特别无奈的病例。这种时候往往是特别令人痛心的。值守除夕夜第一年，我就遇到了一个让我现在想起来心里仍然很痛的病例。
那是一个15岁左右的男孩，吃完年夜饭，爸爸带着出去看别人放鞭炮。刚从单元门出来，“哐”的一声，一个很大的闪光雷还是二踢脚掉下来，在他眼前10公分左右炸开了。男孩的眼睛当场就被炸得支离破碎，就像一个西瓜掉在地上一样。
一般来讲，以我们现在的眼外伤技术，眼球破裂是很少摘除眼球的。我们会想办法把它缝起来，尽量保住眼球，甚至很多通过二期的修复手术，还能保留很好的视力。
当这个孩子来到急诊的时候，我们特别想把眼球给缝起来，但是真的缝不起来，那个眼睛已经支离破碎，真是没有办法了。
一个眼科医生，当你觉得这个眼睛治不了，必须摘掉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就如同一个内外科医生，说对不起，我治不了这个病人，只能宣布死亡。这样一种感受。其实挺不甘心，挺难受的。
当时我没有想太多，就去跟家长谈，说很抱歉，我没办法帮你，这个眼睛已经缝不上了，损伤太严重，只能做眼球摘除了。
现在想来，当时那个情景，简直就像电影里的镜头。当时，孩子、父亲、母亲三个人，三种完全不同的表情。
15岁的男孩，一听到说要摘除眼球，呆住了，一脸木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完全就像一个面具一样。
孩子的母亲，听到消息整个人就崩溃了。只听到“啊”的一声，直挺挺地向后晕倒，头磕到水泥地板，“哐”的一声，让人直起鸡皮疙瘩。
孩子的父亲，一个40多岁的大男人，第一反应不是去救自己的太太，而是一下子跪倒在地上，不停地给我们磕头：“大夫，我求你了，救救孩子，救救孩子……”
那种场景太扎人心了，让人特别难受。
其实，医生摘除眼球的时候，可能会保持一种职业的冷静，可以不去想太多。但当时那种情形，我有一种控制不住的感觉，我扭头就回到手术室，过了十分钟再出来，试图把自己的心情给压下来，然后再用一种很刻意的平静去跟孩子的父母谈话。
外伤是意外发生的，不像其他病，很多时候，到最后完全无法挽救患者。但是，烟花爆竹伤是可以预防的，只要远离它，就肯定不会发生。
我们尊重传统，尊重文化，燃放烟花爆竹，无外乎就是一种增加喜庆气氛的行为，但是增加快乐的方式有很多种，为什么一定要是一种危险的行为呢？
这样的例子还有些很多。有一个从秦皇岛来的3、4岁小男孩，把点燃的鞭炮扔到一个可乐瓶子里，“嘭”，鞭炮连着整个瓶子炸开，把他的眼睛划开了一个大口子，当场就造成角膜裂伤，眼睛内容物脱出。
经过修复，他的眼球保住了，但视力几乎没有了。
这个孩子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平时由爷爷奶奶照看他。来医院的时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来了。当时，他疼得直哭，奶奶试图去安慰他，妈妈一把就把奶奶的手打开了。
奶奶心里肯定很内疚，觉得自己没看好他；而妈妈特别嗔怪奶奶，怪奶奶没把孩子看好。当时我们在旁边看着感觉特别悲凉。后来，这个家庭就破裂了。
这种事情见得很多的时候，作为医生，就不会单纯地把这个问题归结到能不能治好，而是会想很多问题，会想到除了拿好手术刀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
为了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这十几年来，我花了很大的精力，通过各种方式，做了很多科普宣传工作，甚至通过一些*协委员、人大代表还有我们的同行，写提案呼吁全社会远离烟花爆竹。这也促使我无怨无悔地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值守下去，直到有一天，所有人都远离鞭炮了，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了，我就可以比较安然地回家去跟家人团聚，过个团圆年。
我觉得，手术之外，医生更多的是应该承担他的社会责任。在治好一个病人、医好一只眼睛之外，医生应该想一想，怎样能让更多人避免这样的伤害。
“你这些话，让我今天晚上能睡个安稳觉了”我有一个习惯，我不敢说一定是好习惯。但是有一次一个家长说的一句话，对我触动挺大。
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在做手术之前，我给家长讲了手术的一些情况。然后我跟孩子家长说，手术后我再给你讲手术后要注意的事。手术后我就常规的把孩子手术的情况，包括手术后注意事项跟孩子的爷爷和爸爸都讲了。
当时孩子爷爷说了一句话，他说：“卢主任，太谢谢你了。你这些话，让我今天晚上能睡个安稳觉了。前几天，我们全家都处于一个极度焦虑的状态，我们都不知道这孩子做完手术是吉还是凶，不知道眼球能不能保住，不知道还能不能有视力，所以我们全家人没有一个人有胃口吃饭，晚上没有一个人能睡得踏实。今天有你这一番话，我晚上吃饭有胃口了，我能睡个安稳觉了。”
我当时突然想到，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孩子要接受手术治疗，手术前没有一个医生能特别认真详尽地介绍孩子的病情和手术方案，包括进手术室以后，一进去两三个小时，在外面等待的家长是什么样的心情，是何等的煎熬。
我想，手术过后，我会特别希望医生能够第一时间告诉我，“手术很好，很顺利，放心。”
就这样一句话，但是我们通常却听不到。有时候想再问一下，你得到的会是很不耐烦的一种答复。为了等到这句话，我们没有胃口，我们睡不好觉。到了第2天，好不容易盼到医生来查房了，但是因为医生很忙，简单交代两句，匆匆忙忙就走了。
想象一下，这样一种就医体验，是何等的煎熬。我不希望我的病人和家属，是这样一种状态。我希望他们手术前就能够很好地了解孩子的病情，对手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合理的预期，包括手术会面临的问题。即使手术出了问题，我也会如实地把情况告诉家长。这样家长能够充分配合完成后续的事。
因此，我从手术室出来后，会第一时间跟家长说，手术已经顺利完成，挺好的，放心。家长会说谢谢，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然后我再慢慢给他讲，术后要注意哪些事情。这已经成为这十多年来尤其是给孩子做手术的常规。因为大人手术有时候是局麻，跟病人直接说就行了。但是儿童是全麻，我需要第一时间告诉家长。
后来我们手术室的护士，还有接送病人的人，都说，我们永远看到卢主任在特别耐心地给病人家属讲事情，我们看着都挺感动的。
其实，这有时候就是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我有时在想，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带着自己的老人、医院看病。当我们遇到一个特别有人情味的医生，我们也会觉得就医过程很愉悦。如果我们遇到一个冷冰冰或者很不耐烦的医生，也会有一种失望的感觉。虽然病可能治好了，但这种就医体验并不好。
是care，而不仅仅是treatment我更愿意给我的病人和家属一种体面和尊严。我觉得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手里拿着手术刀，下去都是有创伤的。这种创伤，其实不能完全以医学标准去衡量，有时候要用医学和人文的双重标准来衡量。
为什么有时候医生手术做得挺好，还是被病人投诉甚至起诉？
医生也很委屈，说手术做得没问题。其实这里面有很多是沟通的问题，病人术前可能有一个不合理的预期。但是这种不合理的预期，恰恰说明了医生可能没有跟他进行很好的沟通和交流。所以就“拧巴”了。“拧巴”了，很多时候就产生了问题。病人说，“我觉得效果不好”；医生说，“我觉得效果其实已经够好了”。
我们的病人是人，是既有生物属性又有社会属性的，如果医生只看病人的生物属性，而忽略他的社会属性，病人就不会满意。医生做久了，会发现一把冷冰冰的手术刀，能解决的问题真的很有限。看到一些做完手术效果不好的病人，我也是心存歉疚的，觉得没有把疾病治疗到理想状态。但是让我很感动的是，病人家属经常对我特别感激。
现在大家都说医患矛盾，我倒是觉得，只要是真正关心病人，用心去呵护病人，绝大多数病人还是很感激的。国内可能不太强调care，这个英文单词什么意思?是关爱，是在意。你在意不在意他？我们更愿意讲treatment，治疗，医生更多想到的是，我怎么给你用药，给你做手术。而国外更多讲究medicalcare，涵盖的其实不光是treatment治疗本身，更多的还是渗透着人文情怀。医生一定要拿病人当个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社会属性的人，需要有尊严感的一个人。你不care病人，有可能把病治好了，但是病人不见得会感觉很好。
医院里给病人那种特别不好的就医体验。医生，不应该仅仅跟病人谈技术、谈手术，而是更应该跟他谈一些手术之外的东西。但是很少有医生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希望我能做到。
有一次，有个日本的电视台在中国拍一个关于中国医疗的系列专题片，摄像师跟拍了我将近一个月。有一天门诊结束的时候，他说：“我注意到，你今天这半天看了48个病人，我看着时间，你第一个病人用多长时间，最后一个病人大概也用了那么多时间。现在已经下午两点了，我们感觉你也挺疲惫的，我本来估计最后一个病人可能会很快结束，但这个病人不停地在问问题，你还是在耐心的解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反问他：“我为什么这么做？因为病人挂了我的号，就应该拥有同等的看病权利。最后一个病人可能等了三个小时、五个小时了，他更不应该被三分钟、五分钟打发了。甚至应该给他更多关爱，甚至表示歉意。他一直在等，可能已经很焦虑了。这是给病人的一种应有的尊重，一种体面。我不会说你看都几点了，我很累了，你有话简单说。我觉得这对病人是不公平的。他只是挂了号，排序晚了一点，但他应该和第一个病人享有同等的权利，而不应该说我很累了，我就‘三下五除二’把你打发了，我觉得没有这样的道理和逻辑。”
“面对患儿无法说‘no’，可能是我最大的职业特质”现在我们这个团队每天接诊的病人，有相当高比例是先天发育异常。这些孩子来就诊的时候，常常已经出现了很多并发症，甚至做过多次手术。
有的时候，来就诊的孩子只有一点点残留的亮光感，这点亮光就像一个快耗干了油的小油灯一样。你想救他，好心想把这个“油捻子”给拨拨，让他再亮亮，有可能没拨好，“啪”一下，就灭了。
这种时候，孩子和家长心理上都背负着巨大的压力。他们既觉得医生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知道这个病风险很高，他们会特别担心。手术完了，最后这一点亮，也没了。
其实医生也一样，也要背负巨大的压力。手术中永远有无法完全把握和驾驭的不确定性、不可预知的因素存在。这种时候，可能就是自我保护意识和情怀不断在较量和博弈的过程。
我不敢说自己是有很强人文情怀的医生，但我有时候真的就是无法说no。我知道这是我骨子里中无法抗拒的东西。
我喜欢有挑战性的东西，但是我并不喜欢去冒险。冒险是什么？冒险其实是有很大的风险成分在里面。我愿意经过缜密的思考分析，去降低这些风险。
我经常跟病人和家属说：“这个手术风险很大，非常大，难度极高。但是你想过没有，当你签了知情同意书，同意进行手术的时候，这个风险就不全是你的了，是咱们俩的了。你犹豫不做手术，我的风险是零，你的风险是百分之百。但是如果你签了字，这个风险就是咱们俩共担了，每人50%。甚至我的风险比你还要大。因为执刀的人是我。我在手术台上，我承受心理压力比你大，因为你是我病人，你麻醉了。那时候你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承受。”
但是，其实这个时候百分之百的压力都在我身上。即便如此，我也不习惯说no。因为我知道，他有机会，而如果我不为他努力，为他争取，我不甘心。有的时候，病人或家属可能会说，这风险太大，算了吧。但是我不会刻意把风险夸大，把病人说走，我会客观地把风险交代清楚，并且我会告诉他，针对这种风险我会做哪些努力，最大程度去规避掉这些风险，为他争取最大的机会。
这是个巨大裂孔视网膜脱离的孩子，当时在上小学。来的时候眼睛条件已经非常差，眼球几乎是萎缩的。他的左眼2年前在外地做过手术，手术并不成功，眼球处于一个带硅油的状态，其实已经萎缩。右眼也处于半萎缩的状态。
这个手术风险相当大，难度也很高，而且这个孩子的家长对手术的期望值也比较高。我们跟他谈手术风险，他满脑子想的是让孩子看见，他说：“我的孩子将来还是能上学的，是吧？”
当时就有人劝我，“家长期望值很高，这个手术你要小心！”不做手术，这个孩子的眼睛完全没有希望，将来眼睛一定会有巨大裂孔，一定会失明。我跟家长坐下来谈了三四次，说服家长接受手术治疗。家长最后同意了。没想到的是，手术效果出奇的好。我当时觉得，眼球能保住，再有一点亮，就不错了。没想到，做完手术，孩子竟然还有0.4的视力，真的还可以上学。
还有一个孩子，八九岁的样子，从湖南过来。他的左眼原来在当地做过手术，已经不行了。现在右眼又发生巨大裂孔视网膜脱离。孩子妈妈哭着求我：“卢主任，求你救救孩子，左眼已经没亮了，这个眼睛再坏掉，孩子将来的前途就完了。”我安慰孩子的妈妈，说：“没事没事，放心，全力给你治。”我当时紧急加了个手术。没想到，手术效果特别好，视力竟然恢复到0.6，家长特别高兴。
后来，孩子出院，爸爸妈妈带着他坐火车回湖南了。刚回到家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妈妈又发生了视网膜脱离。把孩子安顿好，妈妈第2天就坐火车又回来了，说：“卢主任，我的眼睛也网脱了”。我又赶紧给妈妈做手术。妈妈的视力恢复得更好，有0.7。后来孩子妈妈给我送来一个锦旗，说：“卢主任，您救了我们全家。孩子爸爸在外面打工，我在家里照顾孩子。如果孩子的眼睛没希望了，一辈子就是个废人。他做好了眼睛，我的眼睛要是不好，也照顾不了他，那爸爸必须回来照顾我们娘俩，家里就没有收入了。”
“我知道他能看到我眼睛里边的东西”每次救了孩子，我都特别开心。我觉得孩子跟大人不一样，孩子的一生还很长，而且救了一个孩子，可能不光是救了他一生，还救了一个家庭。如果一天做了五六台孩子的手术，做完效果都挺好，就特别开心，觉得这一天没有白过。要是做了一天，做了几个孩子效果都特别不好，就觉得这一天特别受打击。好像是跟家长同喜同悲，甚至觉得这孩子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我们知道，小儿眼底病这个领域门槛很高，不像其他病，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就可以上手。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儿童的身体发育特点，会导致手术后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为什么很多医生不敢去碰这一块儿？一个是手术本身的原因，再一个就是手术之后家长问题会比较多，不确定因素多。再加上孩子本身检查的时候容易哭闹，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去诱导他去完成各种术前、术后检查。
所以很多医生不愿意做小儿眼底病，觉得没有足够耐心去跟孩子交流沟通，觉得特别浪费时间，再加上出现问题之后，跟家长需要花大量时间精力去沟通。
其实，就像我常常说的，孩子的社会属性比成人弱，但他们的自然属性很强，他们能够感知到，医生是不是发自内心地喜欢他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我们的邻居抱着孩子，你说我抱抱，有的小孩让你抱，有的小孩哇哇哭着倒在妈妈怀抱里，就不让你抱。我就老在想这个问题，孩子会让哪些人抱？会哭着躲开哪些人？一定是孩子从你眼睛里，从你的声音当中，没有感受到安全感。
如果孩子能感觉到你眼睛里是透露出一种真正的喜爱，和父母一样的感觉，他应该不会拒绝。有时候我就说，来试试看我能不能抱走。那孩子“呜~”就趴到我的肩膀上，小脸蛋在我脸上、头上蹭，那时候感觉就特别好，就觉得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知道其实是我赢得了孩子的心。
对新技术不要轻易说“no”和所有的外科手术一样，医生技不精，不足以上台拯救生命，挽救健康。一旦动了刀，就可能有损伤。我始终认为，外科始于头脑。人们都说外科医生有一双巧手，其实，手是大脑控制的。手再巧，没有一个善于思考的大脑，也做不好手术。而且，相比外科医生，眼科医生要求更精确，一定要有精益求精的精神。
一个好的外科医生，会动脑子，手要巧，更多的还是要有一种“不安分”的心理。什么叫不安分的心理呢？我觉得就是要不断创新。一个手术按部就班做10年，是挺无聊的一件事。所以我做手术喜欢不断有新的做法，新的思考。例如，做完一个手术，我会思考，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是不是有哪个步骤特别繁琐？或者损伤比较大？能不能采取更微创、损伤更小、更精巧的手术设计来解决问题？
我这个人对新东西比较敏感。像玻璃体手术，最早的20G，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引入国内，一直到前几年，我们一直在做。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手术已经很成熟了，什么复杂的病都能做，甚至有人说这个手术已经日臻完美了。但是突然有一天，新的微创玻璃体手术23G、25G、25G+、27G来了。新技术必然有学习曲线，医生处在学习曲线当中时，可能在技术上要做一些妥协。很多医生就觉得，20G做得挺好，为什么用23G、25G呢？但是我对新东西的看法，是先不说no。因为要是先说no的话，一项很有前景的技术，可能就被屏蔽了。在国内，我应该是第一批尝试应用微创玻璃体手术的医生。
能够不断超越自己，才是一个真正好的外科医生。不满足于做好常规手术，而是要不断超越自己，这个其实更难。难不在于掌握技术本身，而是在头脑里能不能接纳新东西。
白内障联合医院最早在国内开展的。那是在年，医院的时候。糖尿病眼底病患者，不伴有白内障的是很少的。当时的常规做法是，让患者先到白内障中心把白内障摘除，恢复几周，再做眼底手术。这样患者就要接受两次手术。而且这个治疗把作为整体的眼睛割裂开了，手术是完全是分割的，白内障医生做白内障手术的时候，并不知道眼底医生的需求，等到眼底医生做手术的时候，可能就会受白内障手术的影响。
我的手术技术相对比较前卫，不管是眼前节还是眼后节手术，我都能胜任，所以，年，我就把两种技术结合起来，医院做联合手术。
当然，当时反对的声音也比较多。有人说，两个手术整合在一起，损伤大，反应重。但是，真正做起来以后大家发现，联合手术整合了两种思维，比割裂的两种手术效果还好。这种手术方式逐渐被同行认可和接纳，并且日益广泛开展起来，现在在国内已经是比较常规和成熟的手术。
还有这些年不断应用的一些新技术，比如说3D手术技术。很多人觉得，我们有传统显微镜了，做得挺好的，为什么非得用这个技术？又是个虚拟3D的。但我觉得，新技术更多的是对医生未来的手术方向给出一个新的定义。比如说，可能可以整合更多信息，甚至改变传统玻璃体手术的理念。
因此，医生一定不要先对新技术说no，否则可能让自己止步不前，失去未来发展方向的可持续性。
卢海口述，李妍采写
卢海教授访谈视频
卢海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医科医院眼科副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眼外伤学组副组长，《中华眼科杂志》《中华眼底病杂志》等杂志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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