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花和直纹稻弄蝶Parnaraguttata
宋代芙蓉花金盏：年安县（今绵阳安州区）出土，现收藏于四川博物院。此盏在年川博的“食味人间：饮食文化展”中展出。口径9.1厘米，高4.8厘米，敞口，深腹，喇叭形圈足。盏壁上部八朵花瓣成顺时针方向叠压一圈，下部则反向叠压，上下错落相交。盏内底部刻花蕊和三只花瓣，如一朵盛开的芙蓉花。盏身采用捶揲工艺成型，突显花瓣的浮雕效果，再加上细部錾刻工艺，线条细腻，纹饰层次丰富。宋芙蓉花金盏无独有偶，年彭州出土的宋代金银器窖藏中亦有图案与工艺相似的牡丹花形银盘。有趣的是，安县出土的被命名为“芙蓉花金盏”，而彭州出土的则被称作“牡丹花形银盘”，二者图案大同小异，到底两件器物上是芙蓉还是牡丹呢？笔者以为，工匠在制造时并没有认真观察并区分这两种植物，也许有意将两种植物结合而创作。恰应了宋代郑域《木芙蓉》：“妖红弄色绚池台，不作匆匆一夜开。若遇春时占春榜，牡丹未必作花魁。”宋牡丹花形银盘彭州西大街宋代金银器窖藏出土而无论金盏还是银盘都没有唐代何家村窖藏金银器那样的雍容华贵之感。其典雅自然的器型特点正与宋人追求简约，闲适淡雅的审美情趣相契合。然而“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彭州的这批窖藏器物中有南宋“绍熙”纪年，故窖藏年代上限不早于绍熙，埋藏原因或许与之后发生的宋蒙战争有关，端平三年（年），蒙古*队攻陷成都，此后四川成为宋蒙之间反复拉锯的战场。推测窖藏器物的主人为避战乱而背井离乡，整个家族便再也没有回到成都。自此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帷幕缓缓落下了。银盘局部
红白芙蓉图：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红白芙蓉图》出自南宋画院名家李迪之手，被认为是南宋院体花鸟画的最高杰作。《红芙蓉图》《白芙蓉图》均有落款“庆元丁巳岁李迪画”，可知为庆元三年（年）作品。画家笔触细腻，用微妙的色调层层晕染，表现出透明轻盈的花瓣形态及花色细微自然的变化，叶片绿色轻柔过渡，留白的空间显得静谧。可见芙蓉花初开为白色，逐渐变成红色，如同酒醉一般，故名“醉芙蓉”。
南宋李迪《红白芙蓉图》绢本设色《红芙蓉图》局部这两幅芙蓉图与成都有着隐约的联系。宋代画院承袭自西蜀、南唐的画院旧制，孟蜀灭亡后，工于花鸟的成都宫廷画家*荃、*居寀父子转入汴京的翰林图画院。*氏父子的花鸟画多取材于宫廷园囿中的珍禽与奇花，画法工整细丽，先用极细的墨线勾勒出轮廓，然后墨染、赋彩。据《宣和画谱》载：“荃、居寀画法，自祖宗以来，图画院为一时之标准，较艺者视*氏体制为优劣去取。”这种画风一直左右着崔白之前的北宋宫廷花鸟画，有“*家富贵”之称。靖康之变后，宣和画院画家辗转逃亡，李迪便是南渡画家的一员，他们逐渐集结于宋室行在临安，画院遂得以恢复。从其花鸟画作品仍可见*派“用笔新细，轻色晕染”的画法影响。五代*荃《写生珍禽图》卷南宋李迪雪树寒禽图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明蜀王陵（朱悦燫墓）建筑装饰：明代施行藩王制度，“太祖大封宗籓，令世世皆食岁禄，不授职任事，亲亲之谊甚厚。”其中朱椿被分封至成都即为第一代蜀王，有嫡长子悦燫英年早逝，他悲恸不已把自己的陵墓让与爱子，便成了“子葬父墓”。朱悦燫的谥册是以永乐皇帝朱棣的口吻写的：“尔蜀世子悦燫，为朕犹子，端谨重厚，孝友谦和，安荣贵富，式期远大。属兹茂龄，遽然长逝，特遵古典，赐尔谥曰悼庄。故此墓又称“悼庄世子墓”，完全拟王府规制建造，也是目前发现的蜀藩王家族墓葬中时代最早，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一座，现已并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蜀王陵”。朱悦燫墓二门与正厅
该墓全长34.7米，分为前厅、正厅、中厅、圜殿和后殿。由三个砖筑的纵列式筒拱券组成，墓室内的仿木结构建筑使用大量的琉璃制品，细部结构广泛采用小木作装饰，在精细的石雕上涂朱刷金。墓中的香炉、须弥座、家具与建筑装饰雕刻是明初的石刻精品。其中正厅两侧厢房的雀替上雕刻缠枝芙蓉花、牡丹、莲荷、葵花等图案。十陵的僖王陵等墓葬亦有缠枝牡丹图案，而芙蓉花图案为笔者在朱悦燫墓内仅见。
正厅两侧厢房牡丹、芙蓉图案花形相似容易混淆，区别之处在枝与叶。牡丹枝如藤蔓或灌木，芙蓉枝同小乔木。牡丹叶为二回三出复叶，狭卵形。芙蓉叶宽卵形或心形。此外，牡丹花单生于枝顶，而芙蓉花单生于枝端叶腋间，这点也有所表现，可知明代工匠着意于突出成都地方特色，并具有较强的写生与刻画能力。朱悦燫墓的芙蓉花建筑装饰为成都市域内少见的直接表现芙蓉花的不可移动文物，弥足珍贵，其文化与艺术价值尚待进一步发掘。
缠枝牡丹装饰
缠枝芙蓉装饰
可惜朱悦燫墓遭到数次盗掘，文物被扰乱破坏严重，经考古发掘后，大部分可移动文物已转移保护，其中五百余件陪葬俑因为“不值钱”而得以保存下来，部分陶俑在四川博物院陶瓷馆展出。可以看出，盗墓只在乎经济利益，而考古是一门注重过程的科学，陵墓与随葬品是一个整体，承载了葬俗葬制等多重历史信息。比如朱悦燫墓中的陶俑按照身份的不同，被分列在墓室的不同位置，构成了亲王的依仗，一旦其位置被打乱必然会丢失许多重要的文物信息。那么文博工作者在对这些文物转移和重新布展时是否考虑过原来的位置关系，而非把文物作为孤立的艺术品展出，能否向参观者呈现更多的文物原始信息，值得我们思考。
墓室上方盗洞
“四十里城花作郭，芙蓉围绕几千株”。所有文化都需要实物来承载，否则历史只会逐渐被人们遗忘。乾隆时四川总督李世杰深谙此理，他重修成都城垣，并撰《成都城种芙蓉碑记》：“遂命有司于内外城隅，遍种芙蓉......异日葱葱郁郁，蔚为茂林，匪惟春秋佳日，望若画图，而风雨之飘摇，冰霜之剥蚀，举斯城之所不能自庇者，得此千章围绕，如屏如藩，则斯全川之保障，而芙蓉桃柳又斯城之保障也乎？”。蓉城因芙蓉得名，芙蓉亦守护着蓉城。如今“龟画芙蓉城”已成为遥远的传说；芙蓉花做薛涛笺的制法已失传；《成都城种芙蓉碑记》因城郭改造而消失。记住失去的，珍稀拥有的，正是我们对这座芙蓉城的眷恋和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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