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日本核泄漏影响，“十二五”规划确定的非化石能源布局、节能减碳指标面临变局。具体会有什么影响？对此坊间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我认为，中国的能源布局还会按照之前的规划走下去，不会做很大的调整。”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希良对本报表示。 张希良参与了诸多能源环境重大决策的前期科研工作。他现为清华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973计划“我国2020年温室气体控制目标、实现路径及支撑体系”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策措施中的关键问题研究”首席专家。 张希良教授是我国《可再生能源法》(草案)专家建议稿起草小组负责人之一，参与我国《循环经济法》、《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等*策法规的研究起草。 非化石能源结构不会调整 必须面对两项自主减排的约束性目标。 《21世纪》：日本的核泄漏事故，对中国的核电战略有何影响？ 张希良：长远来看，我认为，对中国的影响不会太大。就对中国的具体影响而言，可以分三个层次来谈。 首先，对中国的直接影响是，更加重视安全。中国已经开始核电的安全大检查，需要承认的是，从中国的核电技术来看，安全性和之前相比已有很大的提高，出现事故的概率大大降低。 其次，中国不会停止发展核电。如果没有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压力，没有2020年碳强度下降%和非化石能源到2020年占一次能源比例提高至15%的双重约束，中国还有一个宽松的缓冲地带，但现实是我们必须面临这两项自主减排的约束性目标。在各种非化石能源中，风电面临上的问题，光伏发电价格还是那么高，核电相对而言是比较有竞争力的技术。因此，中国要改善能源结构，在现实的约束下，发展核电是必然选择。 再次，之前设定的核电定量发展目标，调整的可能性也不大。现在国家提出要暂停批复新的核电项目，但这可能是暂时的，不可能永远这样。要实现“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2015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的15%，核电还是很关键的，尤其是在建的核电项目，如果不能按期投产，15%目标的完成会大打折扣。 《21世纪》：目前有媒体讨论，假如核电发展减缓，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可能提速，甚至有行业协会主张其增速翻倍。您如何看待这些主张？ 张希良：这些都是假命题，我觉得不可能。我国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十二五”发展目标是经过科学论证的，不会也不应该有大的调整。 最大的挑战在于GDP增速 GDP增速和能源消费总量能否控制得住充满不确定性。 《21世纪》：“十二五”期间，实现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的11.4%，难度大不大？突破口在哪里？ 张希良：和能源强度指标与碳强度指标相比，这一指标的压力最大，因为其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从“十一五”的经验来看，这一比例从7%提高到了9%左右，提高的幅度不大。根据我们的研究表明，非化石能源的占比每年提高0.5个百分点已经很不错了，五年下来约2.5个百分点。 考虑到“十一五”期间已经建了的水电项目，到“十二五”期间就发挥作用了；核电发展得比较快一些，风电增加一些，光伏太阳能利用再推广一下，11.4%的非化石能源目标是可能实现的。 现在看来，非化石能源的布局基本确定，如果不出现意外，不会做大幅度调整，但是GDP增速和能源消费总量能否控制得住，就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也是这一指标实现面临的最大挑战。 《21世纪》：国家能源局前局长()曾说，11.4%目标的实现，一半要靠水电，而发展水电一直面临着生态移民和环境的争议，你如何看待这种争议？ 张希良： 每一个水电项目开发，都要做科学评估。我不是水电项目生态环境影响评估的专家，对这些具体的评估不是很懂。从我国水资源开发率水平来讲，水电利用的潜力还是很大的，我认为还是可以继续开发的。一般来说，水电开发水平可以达到水电资源储量的70%，而我们现在的开发水平大约是50%。而且，一个现实的考虑，我国要实现%和15%的双约束目标，不发展水电也是不行的。 不主张把能源消费总量作为约束性指标 主要难在地方仍然有很强的追求高GDP增速的动力。 《21世纪》：为什么之前热议的能源消费总量没有写进“十二五”规划？ 张希良：其实，我们提出了能耗强度下降16%的约束性指标和GDP增速控制在7%的指导性目标，通过这两个指标，就可以推算出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大约是38亿吨标煤。 王尔德 尽管从国家战略上需要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但执行这一要求挑战大，主要难在地方仍然有很强的追求高GDP增速的动力，特别是西部地区，导致全国GDP未来增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正像我们在“十一五”看到的那样，当年国家预期性的7.5%的GDP增速目标，到“十一五”末竟然达到了11.2%。“十二五”国家调低了GDP增速，但一旦地方GDP增速过快，就很难保证能源消费总量不突破38亿吨。如果我国“十二五”实际GDP增速达到9%，即使完成节能目标，能源消费总量也要达到42亿吨标煤。不用说能源总量无法控制，单是能源强度目标和减碳目标也会受到威胁，因为经济增长速度越高，那么经济的增速一大部分是靠高耗能产业，会带动能耗的上升。 《21世纪》：有观点认为，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建议，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痕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府不该也无力控制企业的能源消费，您怎么看？ 张希良：我个人不主张我国现阶段把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作为约束性指标，因为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在完全计划经济时代，中央和地方*府的*策动机是一致的，地方*府也能做到对企业决策过程的控制，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目标比较容易实现。但是，现行推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外部条件全变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是与现行体制不相容的*策，因此难以实现。 正如我们前面说的，只要完成节能目标，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落到实处，GDP就不会过快增长，就可以将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节能减排从省往下再分解应规范 地方分解目标的技术能力比较弱。 《21世纪》：你如何评价国家定的16%和17%的节能减碳目标？ 张希良：我觉得，这两个指标是实事求是，比较客观的。通过努力，我们可以实现，但是必须经过一定的努力。中国的国情比较复杂，不发展不行，各个省劲头又挺大，关键是能否控制经济发展增速。 《21世纪》：“十二五”的节能指标分解，根据每个省市所在区域的特点，分为五类，已经初步分配到地方。据你了解，各个省对此如何反应？ 张希良：一般来说，各个省都觉得定高了，难度大。和“十一五”相比，现在每个省市的领导，对能源强度问题的认识已经大大提高，他们开始意识到能源强度与该地的经济发展和GDP增长率是联系在一起的，GDP过快增长会带来高耗能产业的快速发展，能源强度会不降反升，碳强度也会升高，这就要求各地要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压一下GDP增长率才行。 《21世纪》：在节能减碳目标分解中，通常人们关注的是从国家到省一级的分解，而很少关注从省再往下具体怎么分解。那么从省到市县的分解是如何进行的呢？ 张希良：各个省都是根据省情，自行分解，分解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很难统一，应该加以适当规范。地方分解目标的技术能力还是比较弱的，各种数据和指标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理清楚，因此，需要一些方法学和模型工具支撑，帮他们梳理自己的具体家底，同时为他们实现节能减碳目标，指明各种具体的实现路径，供他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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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公司股票价格已经在本次董事会召开前连续20个交易日中至少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触发了"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为此，公司董事会拟向下修正"柳工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后的转股价格确定为审议该事项的股东大会召开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均价孰高者上浮不超过10%，且不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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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 宋识径 见习 左燕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