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报道，黑龙江一男子在工地上摔坏右腿，在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后，竟然发现左腿也“被手术”，并缝合14针。这样的事情与以往的“医疗事故”一样，很自然的就被发酵成“医患关系”进入人们的视线。“右腿受伤，左腿手术”多半是用来讽刺和批判现实的，可这样的尴尬却真实的发生在具体的医疗过程中，就难免触发人们的情绪。
就“医疗事故”而言，肯定难以“绝对性”的避免。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最难以接受的就是，医生的“低级错误”所导致的“医疗事故”。很多时候，因“医术所限”或者“医生误判”也会导致“医疗事故”，但比起“低级错误”所造成的“医疗事故”而言，人们相对能接受一些。
不过，如“右腿受伤，左腿手术”、纱布和剪刀被缝进肚子里、拔错牙等尴尬事件，就着实让人感到气愤。这实际上不是职业技能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职业态度和工作流程的问题。多年来，有关“医患关系”的探讨一直没有停歇过，可多半都是“立场之争”和“人性之争”，很少有人站在链条本身的视角上，进行解构和评析。这也使得“医患关系”总是难分是非。
实际上，认定“患者讹诈论”和推定“医生红包论”，都只是从人性之恶中得出的结论，它并不能代表“患者”和“医生”都是如此。坦白讲，这里强调的“人性之恶”是普遍存在的属性，而拿普遍存在的属性论是非，除却在探讨的立场上比较安全，对于真实的事件并没有丝毫的建设性。
从追究事情的根源而言，作为“医疗事故”的直接导致者，应该首先检讨的是“工作流程”和“工作态度”，而非以不可控的人性作为主要衡量。所以，对医院的锦旗，我一向不以为然。作为医生治病救人，这算是基本的职责，没有必要过多的赞誉和褒奖。何况，目前的医生的救治行为都是有偿的，就更没有必要额外进行补偿。
虽然，从人情上会显得很合理，但这样只会加重人情的分量，而稀释职能本来的比重。这也导致，很多患者家属对“红包论”比较看重。他（她）们总认为，给医生红包就会认真治疗，不给医生红包就随便治疗，实际上这种预设中，所看重的就是人情的分量，而非对医生本来的职能职责进行要求和监督。
这样的风气驱使下，自然有些医生就会动摇，而这种打破规则的“人情互动”一旦遇到阻力时，很容易就成为“医患关系”破裂的定时炸弹。而这种“人情互动”发展到现在，已经被潜意识制度化。虽然，医院公开表示不鼓励，不提倡，医生也表态不需要，不接受，但在一些场合下，这样的隐性规则还是在运行。
而对于这种规则本身的运行，虽然一开始是患者方发起，医者方接纳。但是，随着“规则的制度化”，患者方要是不给，医者方就会不高兴，而这样的“角色互换”，更让“医患关系”陷入尴尬。甚至有患者方公开表达“有些医生如果不给红包，真的就不给好好治疗”。而这种抱怨中，再次表明“所谓的给红包、送锦旗，不是真的感谢医生，而是一种自利性的心安理得”。
从这个意义上讲，患者方的“红包和锦旗”初衷就不怀好意。甚至，从交换的层面上讲，就是一种利弊置换。而这种利弊置换中，医生们为寻求利益最大化，就不顾规则本身的存在。只是，当他（她）们的“利弊置换”遇到“医疗事故”时，瞬间就转化成医患纠纷：“医者方变得凶残，患者方变得无赖”。
这也导致，每当人们探讨医患关系时，就很容易站队互殴。医生说：“患者们太无赖，就想讹诈”。患者说：“医生们太黑心，就想红包”。总之互相对骂一番后，事情本身并没有实质性增量，留给人们的只是立场的存在感，而非身份的认同感。
而这一切“是非恶果”，实际上就是忽略规则和流程的代价。作为中国人，喜欢把人情看重，可实际上人情最靠不住，面子最不值钱。这方面的恶果，实际上在生活和工作的很多情境下，都有所体现。最简单的甲乙方合作，明明合同里写得清清楚楚，可很多甲方就是不按照合同里进行结算，还美其名曰“关系摆在那里，不用担心”。可实际上，谁都清楚“坏心思早已植根其中”。
“靠人情”能不能维持秩序，或许可以。但作为后果的承担，人情往往靠不住。甚至，会让事情的走向偏离轨道。就“医患关系”而言，医生认真治病，医院根据医生的医疗水准发工资，患者花钱治疗，谁也不耽误谁，出现“医疗事故”相关机构介入，按照规则：赔偿、索赔、惩治、处罚，相信也就不会出现这么多尴尬。
我们不清楚，“治错腿”的医生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但作为这种“低级错误”的发生，想必与规则的不完善，流程的粗鄙有直接的关系。而这种流程和规则的建立，最大的阻力不是建立规则本身，而是建立规则后，人们会不会遵循，会不会坚守。
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人们一边厌恶人际关系产生的黑色链条，一边却希冀自己也有这种关系，这种看似矛盾的逻辑里，却透着自私与自害的逻辑悖论，着实让人尴尬。这似乎与“右腿受伤，左腿手术”没什么两样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