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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负增长，生育率加速下降的背景下，如何有效支持生育成了年全国两会的热议话题。
有那么一群失独者，他们称呼彼此为“同命人”：人到中年，失去独生子女后，他们都渴望再度拥有孩子。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支柱和寄托，而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是已经衰退的身体和沉重的生养负担。
此前，国家医保局答复了关于建议将不孕不育、辅助生殖相关技术费用疗纳入医保的提案，并表示将逐步把适宜的分娩镇痛和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医院开设优生优育门诊，提供不孕不育诊疗服务。但失独群体们面临的，不仅仅是高昂的辅助生殖技术费用。
全国*协委员、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授祝连庆注意到，失独群体中部分年纪相对较轻的人士，仍具有再次生养子女的强烈意愿，但现行*策却未能有效保障他们的各项权利。针对失独后再次生养子女的家庭，应将其重新纳入扶助*策，或制定专门*策，以不低于扶助*策的标准，减轻其抚养子女的负担，并为其子女入托入学开辟“绿色通道”。
潮新闻记者采访了来自不同地区的三位失独再生育妈妈。她们有的花费了几乎所有的积蓄，打碎了自己的身体，仍在辅助生殖治疗的道路上踽踽前行；有的历经千辛万苦，在高龄拥有了第二个孩子后，无法继续的工作和繁重的养育负担接踵而至。再生育的她们渴望被看到，被正视。
“家里少了孩子，最怕过年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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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岁，朱子芳失去了她唯一的孩子。
朱子芳至今记得一通电话开始的那个下午所有的时间点：孩子的书包里放了哪些课程的书目；不会开车的她是怎样焦灼而绝望地求了亲戚，赶赴孩子所在的学校……
朱子芳没想到，因为疫情没能成行的探望，这辈子都没法实现了。而此后，后悔、自责和痛苦，将朱子芳反复炙烤。
孩子走后，朱子芳保留了房间所有陈设，尽管每次看到都无尽悲伤：“如果我们都不想她，那就没人记得孩子了……”
朱子芳和丈夫把自己封闭在厚厚的茧房里，但孩子去世的消息还是在村里不胫而走。婆婆的哭声和乡里的议论，把朱子芳拉进更深沉的绝望里：婆婆75岁，公公77岁，母亲78岁，自己老了以后连托孤的人都没有；传宗接代的观念还烙印在老一辈身上，承担着照料责任的她无法面对长辈；大部分的自己似乎都随着孩子的离开破碎了，她开始畏惧人群，“觉得自己不完整了。”
“过年我什么亲戚都没走，家里少了孩子，最怕过年过节……（我和丈夫）有什么话好说呢，到家就是自管自玩手机。”从失去孩子的第一年起，徐玉茹和丈夫在每个春节都会躲到很远的外地去。
朱子芳曾经去寺庙里住了一段时间，把已故女儿的东西烧给她。之后，朱子芳又发狂似地把房间角角落落里和女儿有关的东西都找出来。“天天都不想出去，不想和别人说话，整宿整宿睡不着觉。”朱子芳说。
失去孩子后，徐玉茹和丈夫产生了分歧。徐玉茹觉得自己没有孩子活不下去，想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再拥有一个孩子。而消沉的丈夫则表示，自己无法承受未来再一次失去的可能。医院做了检查，面对厚厚的检查单，这次，丈夫没有再说话。
“二十多年，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到这一个孩子身上了。如果没有孩子，我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意义。”同样是失独一族的51岁的张笛告诉潮新闻记者，“有孩子的打闹、有孩子的笑声，才算是正常的家。”
“为了孩子，身体算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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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已经年近半百的朱子芳们来说，辅助生殖技术并没有对她敞开大门，衰颓的身体和下降的生理机能，是横亘在再生育道路上的一座大山。这是一座要用大量的药物、针剂和金钱才能碎开一角的大山，而她们不计代价，医院，尽管听到最多的是“希望渺茫”。
去年12月底，朱子芳刚刚做完子宫修复手术。近二十年前的剖腹产手术在她的子宫上形成了瘢痕，这一道凹槽并不利于胚胎着床，极有可能增加试管手术的风险。朱子芳平静地讲起整个修复过程：打了全麻，原本的疤痕全都剪掉，再进行一层一层的缝合。
手术后漫长的疼痛和低烧让朱子芳只能平躺在病床上，插着导尿管生活。当时，在同一个病房的一位病友核酸检测阳性了，朱子芳叫了叫丈夫，发现没有回音，手一伸才发现他已经发热到意识模糊。朱子芳只能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叫医生给丈夫量体温，还没愈合的伤口处传来清晰的痛感。“能怎么办呢？只剩两个人相互扶持了。”朱子芳说。
手术一周后，朱子芳出院从杭州回到绍兴上班。取卵手术安排在今年三月份，医院，再三恳求医生，并表示不计较费用也要最后试一次的结果。
为了这次手术，朱子芳已经开始在家里服用激素药物，尽管这会加重她子宫结节的病症。“促排针打完后，医院不停地查看卵泡的发育情况。”朱子芳害怕频繁的请假让自己在单位里显得异常，她清楚，这只是再生育道路的开端。
年下半年，47医院里哭了一场。“医生看完检查报告，说希望渺茫。想再试试的话可以去上海看看，我觉得可能自己这辈子没希望做妈妈了。”徐玉茹说。
第一次取了三个卵子，配对成功两个，胚胎移植失败；第二次又取了三个卵子，配对成功三个，移植成功一个。年初，徐玉茹的小儿子出生了。在失独群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