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罗玉小区的人和来到罗玉小区的人，看着*昏空荡荡的街道，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地方，他们需要的廉价物品，他们需要的举杯消愁，他们需要的一日三餐，他们需要的某种慰藉，都统统消失了，杳无音信了。
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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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年夏天从学校毕业后，我们卷铺盖走人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一晃眼，已经过去十多年。混迹社会后，在天水这个西北五线城市，我到处租房，开始了长达12年的寄居生活，先后住进城中村南城根、“三无小区”罗玉小区、三楼教室、城中村莲亭。如今，我已离开南城根，离开罗玉小区，离开那间教室，离开莲亭。年2月，我住进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在南城根时，我把城中村的日子拉拉杂杂写进了一本叫《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的书里。但之后，我寄居的日子并没有画上句号，5年时间，又3次大搬迁。我一直想把这段经历写下来，顺带着再写写南城根。毕竟这世上，还有无数个我，曾经历过无数次的漂泊和寄居，曾在*昏看到万家灯火时黯然伤神，曾像无根漂萍一般在天地间晃悠，曾梦想有一所属于自己安身立命的房子。毕竟这世上，我们都是一样的人。
在城中村寄居丨连载
年初春，当那个胖女人用电动车载着我穿行在大街小巷时，我已经准备离开南城根了。她那粘满浮尘的黑色电动车，被三百斤肉压制住，停在了一个小区楼下。她套着黑色棉袄，臃肿不堪，一颗烫成菜花的脑袋，显得异常硕大。她走在前面，一手将电动车的钥匙环套在食指上甩着圈，一手捏着电话和房东联系，我尾随其后。房东已敞着门，等我们。我在房子转了一圈，三室一厅一厨一卫，有简单家具，墙面白净，光线充裕，还算可以吧。随后问租金，一月1千5，一年1万8，一次付半年。我盘算了一番，还是觉得贵，一年租金，工资一大半就没了。我借口再考虑考虑，其实心里打了退堂鼓。房子没有租成，我们下楼时，胖女人还一个劲替我惋惜。我知道她的假慈悲，可我还是迎合着她的表演。这是我看过的第5个房子了，胖女人明显对我失去了耐心，她把我载到路口，让我自己坐车回，有合适的房源，再打电话给我，天黑了，她要去接老公，老公刚打完麻将，准备回家睡觉。她点了一根烟，狠咂一口，电动车嗡一声钻进了车流里。可我必须租个楼房。也不是我不想住南城根，也不是我想变个活法，更不是我一夜暴富身背巨款。我要租个楼房，因为还有3个月，我得结婚。结婚，大事，不能马虎，不敢将就，不该凑活。在南城根，我那巴掌大的房子，仅够我一人容身。且，水在一楼，要提，厕所在院子一角。没有暖气，没有厨房，没有衣柜，好像除了我这个人，能用的东西，一样也没有。我是不能在南城根的出租屋里结婚的，那样太寒酸，太没面子。我好歹把人家姑娘哄到手，要有个能容身的新房啊。住在南城根，即便人家姑娘不嫌弃，可人家父母看不过眼，亲戚朋友来了也看不过眼，我好歹还在电视台有份事业身份的正式工作，好歹还以青年作家自居。不租个楼房结婚，于情于理说不过去，脸上定然也挂不住。我在网上把租房信息翻了个遍，小城市，房源不多，信息也少，倒腾了几天，也没找下。像在城中村找出租屋那样满城找，不现实，城中村，大门都是敞开的，可以进院去打问。楼房就不行了，户户关门，家家紧闭，根本不知谁家有房可租。这样一来，只能找房屋中介。我也是顺路钻进胖女人的中介公司的。叫公司，也真是个笑话，仅是一间旧平房。门口摆着一块大黑板，最上面用粉笔写着“某某房屋中介公司”的大字，下面写着房子位置、价钱、面积等信息，粉笔字风吹日晒，有些模糊。掀起棉门帘，进去，屋里一片漆黑，站了一分钟，才能看清屋里的轮廓：靠墙一把老式长椅，对门摆着一张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个老太太，肥肥胖胖，一把年纪了。她问：“租房吗？啥要求？”我把我的想法说了。她蘸着唾沫把眼前桌上的教案本从第一页翻开，本子上写着房子的一些信息和联系人，看一页，没合适的，蘸唾沫，再翻一页。本子被翻的次数多了，加之有唾沫，黑乎乎，虚哄哄，一大堆。筛选了一遍后，没合适的房源，她又从墙上取下另一个挂着的本子，翻了起来。屋里昏暗不堪，不得不佩服老太太眼神够好。翻了一遍，有几个她认为合适的，说给我听，我都觉得不行。最后，她说：“你等等，我女儿刚出去带顾客看房去了，马上回来，她手机上有些房源，都是好房，有你满意的。”过了半个钟头，老太太的女儿，也就是那胖女人来了。她问明来意后，说：“你确定在我这儿找房？”我说：“不在你这儿找还能等你这么长时间？”她摸出一根烟，说：“你娃娃一看就干脆人。”递给我烟，我不吸烟，她给自己点了一根：“是这样，你先交看房费，50元，房子你随便挑，我有车，一路把你拉上，直到你看到满意的房，租下为止，都是50元。等你房租好，跟人家房东签了合同，你再给我付一个月租金的一半作为劳务费，明白吧？要一半啊。”我有点吃惊，不知中介的水深水浅。“市场行情，你打问去。”我说：“那万一都没看上呢？”“那咋可能，我一月租出去那么多房，还没有不成功的，你放心。”我交了看房费，胖女人掏出手机，一条一条把房屋信息念给我听，最后，有一个房子不大，在广场附近，租金也便宜。我说看看这个去，胖女人立马打了电话联系房主，房主外面吃饭，20分钟后到，让我们再等一会过去看房。结果，就是前面所说，太贵，没敢租。胖女人骑着摩托走了后，我估计在她那儿是找不下房了。当天傍晚，揣摩着要不要换家中介时，胖女人打来了电话，说罗玉小区有房，房主正好在，带我过去看一下，这次包我满意。我赶到胖女人中介公司门口，她拧开她的车，载着我，朝罗玉小区跑去，路上有坑，几乎要把电动车颠散架了。罗玉小区是老小区，没有围墙，没有物业，单面楼，七层。房子在三楼，两室一厅，有厨房卫生间，大卧室有阳台，南北通透，老户型，五六十个平方，没有电梯，没有公摊，都是实实在在的面积。当然这对我不重要，重要的是房子也算干净，有床、衣柜、沙发、茶几，厨房有灶台，厕所可洗澡，这就不错了。房租也勉强可以接受，一月1千2，一次付半年。房主是个中年男人，穿西装，衣服半新不旧，戴金边眼镜，梳着分头，头发油腻，一张嘴说话，有点娘娘腔。看长相，听声音，就知道不是爽快人，但心想房子还合意，再找也未必如此，况且我是租房住，又不是和他过日子，问题不大。胖女人还是喋喋不休，说着房子的各种好，房主也在一旁帮腔，说自己的房子从来没租给过乱七八糟的人，都是居家过日子的。“你看墙，都白白的，门窗也是完整的，结婚合适不过了。”他还特意把卫生间热水器打开，拧开花洒，说，“你看，还能洗澡呢。”我没言语，心想，真把我当土鳖了啊。最后，我确定租下这间房子了。费了一堆口舌，房租也没降下来。结婚的日子日渐迫近，我懒得再消磨时间，加之天又渐晚，我懒得再跑来跑去。我跟房主签了合同，他给我钥匙。随后我们3人到小区外边银行，我取了钱，给房主交了半年房租7千2和押金1千元。胖女人站在一边，暗自窃喜，嘴里还奉承着我，说我办事麻利，是个干大事的人。我心里暗笑，还不是为了那笔劳务费。我把元给了胖女人，她眉开眼笑，祝我新婚快乐。房东给我交代了水电等一些事项，和胖女人走了。他们挨在一起，交头接耳，又说说笑笑，他们是一伙的。我回到房子，关上房门，当锁舌和卡槽扣住时发出“哐当”一声的那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用7千8换了这间楼房的半年时间，将继续用7千2再换半年时间。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五六十个平方的房子，真的好大好大，一时难以适应，恍然间，竟不知身在何处。屋里一片寂静，只有慢慢淹来的夜色告诉我，我已经从住了8年之久的南城根撤身而出，我将面对一场未知的生活。为了结婚，我得把房子再收拾一下。房子客厅不大，一组黑皮沙发占了多半，皮皴裂了好几处，露出*兮兮的海绵，总有人掏，掏久了，便成一个又一个坑。茶几、板凳是一套老天水雕漆。茶几椭圆形，纯实木，刷黑漆，古朴，浑厚。桌面用彩色石料雕琢出红楼十二钗，配以假山草木。石料温润，线条流畅，虽平嵌于桌面，但立体感突出，人物亦是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自有风韵。板凳一组6个，拼一起，正好是一椭圆。不用时，从茶几下面推进去，自然组合，很整齐，也不占地方。板凳用的是另一种工艺——平磨螺钿，将贝壳、云母等材料打磨成薄片，根据图案造型切片，嵌于漆坯上，后髹漆。6个板凳，分散看，花开数朵，各有意韵，拼一起，便是枝繁叶茂，满园春色了。天水雕漆很有名，工艺也讲究，我只是一知半解。老天水人家里若能有一整套雕漆家具，那是很有面子的。也不知这套家具房主是何时买的，只是摆在出租屋里，真浪费。茶几面上是需要盖一块玻璃以护住下面的，但房主不在意，租房的人更是不会割一片玻璃放上去。时间久了，十二钗缺胳膊少腿，缝隙里塞满污垢，好端端一件家具，糟蹋了。我找来洗衣粉和刷子，蘸水，把茶几重新刷洗了一番，那些残缺之物虽已无法弥补，但一下子清亮了许多，乌黑的漆面，焕发光泽，甚至还能映出人的影子。大卧室，摆一张双人旧床，床倒是结实，也划不来买新的了。大卧室套着阳台，阳台堆满各种杂物，落着厚厚的灰土。我翻腾出来，没用的全都扔了，地上扫起的土，能把脚面盖住。阳台柜子里有一套医学书，七八本，想必是之前租房的人留下的，应该是个护士，因为这里离妇幼保健院近。书没有翻过，崭新依旧，我没舍得扔，想着万一有一天心血来潮看一看呢？小卧室有一个衣柜，旧式的，柜扇有点翘，合不拢，挂衣服勉强可以。一张单人床靠墙摆设，窗户前支一张桌子和一个小书柜，都是旧家具，刷过白漆，现在都成暗*色了。我把房子彻底清扫了一番，能擦洗的全部擦洗了。似乎有焕然一新的感觉，两间卧室，一厨一卫。从我年上学进城算起，13年时间，我从未拥有这么宽阔的空间。在学校，我们8个人分上下铺住一间宿舍。在南城根，我在一间巴掌般的屋子里睡觉、做饭、写文章，所有东西堆挤在一起，就连日子也堆挤在一起。坐在有些塌陷的假皮沙发上，看着这么大、这么整洁的屋子，我有种难以适应的感觉。就像一个穷惯了人，突然腰里别上了一疙瘩钱，真是无所适从。扫毕屋子，就该添置一些东西了。毕竟要结婚，要有点新房的样子。在我收拾这间房的时候，把宁远县城那边老丈人给来的小院子也收拾了，算作婚房。老丈人住县城，旧房征迁拆除，分了两个新盖的二层楼院子，给女儿（我媳妇）一个，算作陪嫁，自己留一个。结婚、待客在这边，闹洞房就去那边。我去花鸟市场买了一盆兰花，花开正好，橘*的花，像3月的嘴唇，要把一些喜庆的事说出来。买了窗帘，给大卧室和小卧室分别挂了一块——不买窗帘不行，对面的人站阳台，两间卧室，一览无余。买了门帘，给厨房和卫生间分别挂了一块，纯白的，半截，绣着成对的鸳鸯。客厅的老式灯，半欧式那种，层层叠叠，沾满油污，6颗灯坏了4颗，但不敢修，怕一动整个灯散架，还得赔人家。大卧室换了颗灯，小卧室一根电棒，亮着亮着灭了，我换了一根新的。后面，父母从乡下赶来，又把房子打扫了一遍。母亲一边擦灶台上的油污，一边问租金，听完后唏嘘不已，说种两年粮食都不够人家一年的房租。父亲说：“再贵，也得住，你总不能让在南城根结婚吧。”母亲说：“那有啥？人家那谁的儿子，就租的平房结的婚，我看啊，只要两个人相爱，在哪结婚都行。”父亲把大卧室的灯卸下来，擦了又擦，擦得锃亮，说：“你啊，说话没样子。”母亲把头从厨房门伸出来，回道：“你会说得很啊，当初还不是元的彩礼、一对大板箱就把我哄到你们王家了？”父亲笑着给我说：“你看你妈，又把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扯出来了。”父母总是这样，半辈子，动不动斗嘴，年轻时，打架也是常有之事，但从没说过“离婚”二字，就这样你看我不顺眼我瞅你不顺心了大半辈子。除了拾掇屋里，还得添一些碗筷盘碟。在超市买了餐具，还要称瓜子糖果花生，买烟酒茶叶四色礼，等等。虽有父母帮忙，但还是感觉手忙脚乱，丢三落四，脑瓜里似有一堆浆糊，难以厘清个头绪。到了晚上，其他弟妹赶来，帮着往礼盒里装葵花喜糖，往红包里装不同面额的钱，忙毕，便到半夜。还要坐在床沿上一一订对邀请客人的名单，联系车辆和帮忙的人。父母是农村人，不懂城里人结婚的套路，只能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很多事，得我自己办。事太多，拿个本子一一记上，办一件，勾一件。到结婚前一天，农历二月初五，墙上挂了结婚照。照片上，两个人，光鲜亮丽，面带微笑，似乎已经把日子的门窗推开了，门窗外，是繁花，是雨露，是盈枝硕果和油盐酱醋。下午，亲朋和同事早早赶来，在客厅和卧室顶挂了拉花，在门窗上贴了大小喜字和窗花。一时间，灯光透过拉花，把红色光晕洒下来，整个屋子，洋溢着一种让人眩晕的喜庆之气。红色的拉花，红色的喜字，红色的窗花，红色的灯光，红色的对联，红色的床单被套枕巾枕套，红色的烟酒糖茶盒子，甚至红色的面庞，红色的心绪，潮水一般，在屋里起伏着，跳动着。让人恍惚，让人亢奋，让人不知今夕何夕。到了晚上，亲朋陆续而至。天水人的习俗，结婚前夜，要到新房里禳踏一番的。一来祝贺，二来听总管安排次日事宜，三来吃喝玩乐。本就不宽敞的屋子，挤满了人，说说笑笑，喝酒划拳，打牌嬉闹。人太多，连房门都敞开着，有人站门口嗑瓜子闲聊，有人直接搬了麻将桌，端了茶水，去阳台上，四人一凑，玩耍起来。酒管够，饭管饱，烟管足，大家只图一个欢喜热闹。在拥挤的人堆里，我出出进进，招呼客人，联络事情，忙忙乱乱。但看着屋里升腾的烟雾和起伏的红晕，却有了好多年未有过的某种踏实。多少年了，我一直租住在城中村，总是感觉飘着，如一根鸡毛，风一吹，便不知要去何处，满心空落落的，把琐碎的日子过成了天涯。而此刻，这种漂浮感，消失了。即便依旧租着别人的房，但我知道，我要在生活里开始扎根了。日子不再是一根鸡毛，而是一粒种子。第二天，农历正月初六，我结婚的日子。罗玉小区的夜市很有名。罗玉小区，说是个小区，但完全是开放的，数十栋楼，被马路分割成块，也没个物业管理，没个栅栏围着。说不是个小区，但都是清一色的楼，差前差后盖起的，都是七层，红白相间的外墙，六七十平的面积，楼前到处是齐腰粗的柳树，楼后是切成块的地，种了葱韭白菜，搭了架，牵着*瓜西红柿。我进城晚，也不知是先有罗玉路，后有罗玉小区，还是先有罗玉小区，然后顺嘴叫起了罗玉路。当然，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夜幕掀起后的罗玉小区，真的很热闹。一个地方热闹，定是人多。罗玉小区人也多，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老市民，一类是工厂里的退休职工。哪个地方老人多，看看流浪猫狗的数量，便清楚了。加之东方红新村，这片庞大的城中村和罗玉小区背靠背，这又为夜市注入了一大股人流。下午5点一过，摆地摊的人，提前开始占地方。两块砖头，把个边，或者丢一根棍，实在不行，地上绷根绳子，这坨地方便是他的了，谁都别想占，要是占了，就不是动手动嘴那么简单，毕竟是抢饭碗的事——好多人一家四口的收入，就靠着晚上这一阵呢。到6点，摊子一一摆起，人也下班了。*昏袭来，夜幕拉开，灯火渐亮，车流卷着人流，在马路上渐渐沸腾起来，像一锅馓饭，在大火之上，慢慢地咕嘟嘟冒起了气泡。到了7点，大幕完全开启，生旦净丑，嬉笑怒骂，鸡毛蒜皮，油盐酱醋，爱恨情仇，一骨碌全部上了台，纷纷攘攘，开演了。从罗玉路丁字路中间，往北走，左边，以小杂货为主，碗筷碟盘，笤帚拖把，菜刀案板，卫生纸马桶刷擀面杖切菜刀，大到铝盆垃圾桶，小到牙签剜耳子，应有尽有，一溜子摆在人行道边上。牵狗的、背搭手的、拄着棍子的、提鸟笼的老头老太齐齐走来，弯腰瞅着，如有需要，指一指，问个价，再问便宜不，货比三家，最后没法比了，蹲下来，翻来捡去，挑了个自以为最好的。摊主不耐烦，挠着油腻不堪的头发，说：“老人家，都一样的货，你再挑，都把货的屎翻出来了。”老人遂住手，开始为了5毛钱磨半天口舌，买下，满心惬意，占了便宜。右边，主要是买衣服的，以女人娃娃为主，从短袖裙子到裤衩丝袜，从毛衣打底到胸罩外搭，从运动鞋到皮鞋凉鞋马丁靴，从耳环口红香水到指甲油粉底液BB霜。刚跳完广场舞的大妈，在附近打工下班的小妹，给孩子做饭的乡下媳妇，巷道里花里胡哨的洋气女人，或三五成群，或互挽胳膊，或独自一人，在挂满衣服的摊子中出出进进，看款式，问价钱，搭在身上比划，让别人参谋，觉得满意，但还要压价。摊主叫苦连天，说：“夜市的东西都是批发价，你到商场，同样的货，要贵一倍。”价钱少不下，买的人假装要走，摊主赶忙叫回来：“按你说的，给你便宜处理了，我真是赔本了，别人问，可别说这个价，有朋友买，也带过来。”买卖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皆大欢喜，买的人暗自窃喜捡了便宜，卖的人心里自有底数。往南走，右边，是大排档。也没个铺面，撑一顶蓝帆布帐篷，支起案板，摆好煤气灶，拉来几桶水，头顶挂了灯泡，油烟熏得太久，昏暗不堪，像一只睁不开的眼睛。火拧开，就可以待客了。没有铺面租金，只给有关部门交点摊位费，也不多，可以常年占住那块地方营业，挣的钱，多多少少都进自己腰包。这边的大排档，主要有炒菜和面食。菜以川菜为主，也有炒龙虾、田螺等海鲜。面的种类就多了，炒面、烩面、扯面、扁食，饺子馄饨，炝锅面、浆水面、油泼面、炒麻食、烩麻食、棒棒面、臊子面、西红柿鸡蛋面，等等。6点半一过，吃饭的人蜂拥而至。老板一边切菜，一边吆喝：“吃啥，进来坐，随便点，吃啥有啥。”单独一人吃饭的，多以面食为主。三五成群的，则是吃菜。面都便宜，浆水面臊子面6、7元，炝锅面烩面8、9元，炒面炒麻食不过10元。菜也不贵，一个清炒洋芋丝10元上下，一盘天水酒碟10来元，一份葱爆腰花也就20多元，四五人吃下来，多。谁都可以借着饭饱酒足之劲，拍着胸脯说“我请客”。站在路口看去，清一色的帐篷，破旧了，落满树叶，帐篷里火光翻滚，呲啦有声，铁铲和锅底的摩擦声，吃喝者的划拳声、吆喝声、吹牛声，混合着街面汽车的喇叭声，沿街小摊的叫卖声，万千声音，聚会一起，皆是嗡嗡声，皆是烟火声，皆是底层人间的苦乐声。炒菜的人，被火光映亮脸庞，汗津津，油兮兮，一手举锅翻炒，一手抓起调料，顺手擦了一把额头的汗水。吃喝者瘫坐在啤酒椅上，醉眼迷离，或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或一头歪在路边干呕，或独自举杯豪饮，或伸指骂天骂地骂*府无所不骂，反正老子天下第一。左边也是大排档，但都有铺面，最有名的是大盘鸡。十几家大盘鸡店，一字排开，直到路的顶端还折了弯朝东而去。大盘子，盛着大块鸡肉，大块洋芋，大量粉条。鸡肉要嫩，洋芋要绵，粉条要弹。桌椅一律摆在人行道上，没人愿意进屋去。清一色的*塑料椅，背靠背，肉挨肉，连成一片，甚是壮观。吃大盘鸡的，多是年轻的男男女女。入座，点两斤大盘鸡，要一箱勇闯天涯。大盘鸡一斤40多元，啤酒一箱也是40多元，一顿饭，花不了几个钱。大块吃肉，大杯喝酒，大声扯淡，把一天的辛酸和苦涩，全都咽下肚，无论白天多么卑微多么可怜，此刻，在大盘鸡面前，人，活着才是幸福的，短暂的欢愉，忘天忘地的麻木，是整座城市疮疤上的创可贴。满地的卫生纸，满地的骨头渣，满地的闲言碎语，惹来了成群的流浪狗，它们穿梭于人们裆下，啃食着吮吸着骨头，品咂着世间残余的味道，一条条毛色光亮，尾巴高翘，往来自如。也有前来乞讨的，衣衫褴褛，端着盆子，里面装有毛票，一桌桌讨要过来，叫着“大哥大姐，给一点”。有人歪头躲避，有人挥手嫌弃，有人掏出毛票打发，有人摸出烟递上一支，有人带着恶搞心态说，“你把这一瓶酒喝完我给你50元。”乞讨的人举起瓶子，咕嘟嘟一饮而尽，恶搞的人傻了眼，现场喷出了五颜六色的笑骂声，还带着刺鼻的硫磺味，乞讨的人也撇出了得意的笑。老板嫌影响生意，打发服务员过来让赶走乞讨的人，服务员脸色一拉，恶语道：“差不多就行了，赶紧走。”乞讨的人收回盆子，磨磨蹭蹭到了下一个啤酒摊子前。从罗玉小区丁字路朝东走，左手边，是卖干果的。干果摊的旁边，有烤红薯的。大铁皮炉子，固定在带有轮子的木板上，一头焊有推拉手柄。炉膛温热，像不远处那些醉得七倒八歪的人的心窝子，里面码着的红薯，在炙烤中渐渐软下来。炉膛外，盖子上，堆放着一圈烤熟的。烤红薯的男人，不停地翻动着，怕余温将红薯一边儿烤焦了。他的吆喝声，淹没在蜂群一样的嗡嗡之声里，连一点水花也没有掠起，他是喊给自己听的。他面庞焦红，许是炉火烤久的缘故，竟也是烤熟的红薯皮的颜色。他那面庞，是另一个红薯，只是在廉价的光阴里，难以兜售出去罢了。马路右边，是卖菜卖面条的。卖菜的，多是女人，矮胖，油腻，挂一头“方便面”，穿着黑乎乎的衣衫，敞开来，南瓜一样的胸，撑着红毛衣。她们的腰间绑着腰包，能暖肚子，能当裤带，能装钱。卖菜的女人，都有一个好脑子，菜一过秤，几斤几两多少钱，买的人还没装进塑料袋，她已算好钱，分文不差，还很仗义地把一毛免掉了。卖面的，多是重庆人，两口子。也就怪了，重庆，一个主要吃米饭吃火锅的地方，竟然卖面条，还信誓旦旦地挂着“重庆手工鲜面条”的招牌。一间铺面，屋里墙角码着面粉，屋子中间放着压面机，门前桌子上，摆着面条，有大宽、韭叶、毛细，有碎面、面片、麻食、扁食皮、搓鱼面、拉条子。两口子浑身粘满面粉，白花花两个人，在屋子里忙活。白的面粉，白的屋子，白的人，昏*的灯光下，只有两颗眼珠子是黑的，扑扇着。他们的孩子，一大一小，趴在面粉袋子上，写作业，两个人也染成了白色，毛茸茸的。写着写着，开始你戳我、我捣你，打起了架，男人用他饶舌的重庆话骂道：“你两个龟儿子，快点搞嘛，再不搞把你两头盖骨揭了来抖烟灰儿。”女人站在门口，称面条，她可真是个细瘦女人，跟一条筷子一般，稍微出点力就能拎起上街去浪了。卖菜的摊子，一直延伸进了小区里面。或者说，卖菜的摊子，是罗玉小区伸出的一条长舌头，搭在街面上。多么热闹的罗玉小区。烟火升腾，众声喧哗，鸡毛蒜皮，摩肩接踵，遍地垃圾。它真是穷人的天堂，穷人的迷宫，穷人的欢乐场，穷人的迷*汤。在这里，我曾很多次坐在路边摊上，12元要了羊杂，填饱了胃。我曾带着媳妇给她15元钱买了一条短袖，10元钱买了一条裤衩，5元钱买了3双袜子。我曾买过菜买过面条买过浆水称过结婚时用的瓜子和花生。我也曾一个人无所事事地晃荡在马路上，什么也没有买，光看着滚滚而来又滚滚而去的人流，看着廉价的物品和升腾的烟火，便有种莫名其妙的幸福感。我发现，这世上和我一样把日子过得紧绷绷的人原来这么多，他们和我一样有着不为人知的苦楚和酸涩，有着不为人知的快乐和欣慰。这夜市也不知是哪一年形成的，也可能是几十年慢慢形成的。它能出现在罗玉小区，有它的道理，有它的方式，有它的脾气。但它还戴着一顶脏乱差的帽子，它是这个城市的补丁，是这个城市的背面，是这个城市的褥疮，是这个城市的一颗刺。多少年以后，它影响形象，它破烂不堪，它格格不入，它是应该被打掉的那颗歪瓜裂枣。年，有一天，来了很多很多城管，他们统一着装，统一表情，放了狠话，下了狠心，动了狠劲，叫来了民工，开来了挖机，只用了几天时间，便把这里的夜市全部清理掉了。蓝帐篷不见了，菜摊子没有了，啤酒摊收掉了，小地摊撤销了。为了防止反弹，白天黑夜，都有城管值守，稍有侥幸心理，立马消灭于萌芽状态。这样持续了十天半月，摆摊的人知道这一次城管是铁了心，不像以前只是吓唬吓唬人。随后他们死了心了，另谋出路去了。那些生活在罗玉小区的人和来到罗玉小区的人，看着*昏空荡荡的街道，依然整齐和冷清，竟然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地方，那种虚无和茫然，让他们惆怅不堪，他们需要的廉价物品，他们需要的举杯消愁，他们需要的一日三餐，他们需要的某种慰藉，都统统消失了，杳无音信了。这世间，再也没有罗玉小区的夜市了。所有的喧哗与热闹，所有的嬉笑怒骂与人潮人海，所有的灯光照亮的疲惫面庞，所有的手指接过的卷皱零钞，所有的月色淹没的午夜游荡，全都成了灰尘。它们只存在于一些人的记忆里，只存在于这些文字里。罗玉小区，住着很多留守老人，一部分是老市民，一部分是下岗职工。他们住着旧楼房，子女不在身边，有的老两口相依为命，有的一个人独守孤寂。罗玉小区流浪狗多，基本都是这些老人养来打发时间、寻求安慰的，人一死，狗也就走上街头流浪了，也或者狗生了一窝崽，老人们养不过来，便丢弃了。我租的房在三楼。住了一年，从来没有去过四五六楼。听说住楼房，要把自己装得像个城里人，要冷漠，要伪装，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和住城中村完全不一样。在城中村的大杂院，人们的生活是敞开暴露的，人和人之间还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住进三楼以后，我凭借着道听途说的城市经验，把自己裹起来，如同套中人，上下楼，不会跟人点头招呼，一进屋，哐当一声把门紧锁。有人敲门，先不开，猫眼看人，确定是谁后才拧动门锁。我住了许多日子，只认识一楼的老太太。我认识她是因为有一次母亲从乡下进城，没拿钥匙，我又上班，门打不开，母亲在一楼跟老太太闲聊，聊着聊着，就进了老太太的屋子，喝了人家的水，说了一上午话。母亲那一辈人，和我们完全不一样，跟人交往，不设防线，也不猜忌，没搭几句话，就互相熟络了。我常说我母亲跟啥人都是见面熟，不像我们，把自己缩进坚硬生冷的壳里，用怀疑冷漠的眼神看待别人。一楼的老太太，估计70来岁吧，有个老伴，腿脚不便，经常坐在门口的马扎上，也不说话，看着外面。他的背后，是一盆高高的仙人掌，栽在橘色陶盆里，白硬的刺，粗壮，密实，开过的红花，软嗒嗒挂着。老太太坐在楼道中间，一头白发，剪短了，像顶着薄霜，有点男人相，好在耳垂上的*铜耳环还标识着她的女性身份。老太太是个热闹人，见人就打招呼，问东问西。许是她住得久了，跟这里的人大多相识。老太太左手夹一根烟，搭在嘴上，深深一吸，咽进肚子，隔两三秒，悠悠的，从鼻孔里吐出两缕青烟。烟灰积多了，用大拇指掸掸烟嘴，烟灰扑簌簌落了下去。老太太吸烟，动作很熟练，想必是老烟民了。我问：“你一天吸几包啊？”“两天一包，消磨时间嘛，你们有事干，时间快，我们等死的人，时间慢。”早上，我去上班，老太太已经坐在楼道里抽烟，门敞开着，能听见她老伴冲马桶的哗啦声。她问我：“去上班啊？”我“嗯”一声。到了周五下午下班，我匆匆回来，收拾东西，准备去坐开往宁远的班车。老太太在门前院子把一叠纸箱踩扁，整齐堆放，她还指望这点纸板换点零用钱呢。她问我：“这周媳妇不来啊？”我“嗯嗯”应着，一路小跑。她好像还说：“现在的娃娃，真是辛苦。”她可能是说我和媳妇两地分居的事吧。她是怎么知道我媳妇在宁远县城当幼教的呢？可能是我母亲找她去串门子时，唠叨起的？二楼住着什么人，我一点没印象。但我楼下的一户人家，虽未见过，可我是知道的。我结婚后那几天，住宁远县城那边的院子，父母住罗玉小区这边。过了几天，父母也去宁远那边。去之前，停水，母亲到厨房用水，没水，水龙头拧开，忘了关，也或者是最后分不清水龙头手柄朝哪边是关了。她和父亲一到宁远县城，当天下午，水来了，水来了事小，关键水流到地上，把楼下淹了。楼下的人联系不到我，打电话给房主，房主赶来，关了水龙头，我妹妹过去，把屋里的积水清理了。当时楼下那人打电话给我，态度很差，我也觉得新婚不久，很是败兴，和他怼了一番，脾气也很暴躁。我明知理亏，但还是跟吃了火药一般。最后，那人让我赔他，我问他怎么赔，他说你把我家墙全粉刷了，我说开什么玩笑那根本不可能。最后商量了一下，我给他1千5，他自己粉刷，但要再给他5百元，因为房子滴水，不能住，要去外面宾馆，房费得我掏。我懒得再跟他费口舌，嫌麻烦，便一口应诺，至于他的房子究竟淹得怎样，我也没去看过，不知道有没有他叫嚣得那般严重。最后，我通过银行给他把钱转了过去。这事，父亲责怪了母亲好长时间，他觉得是母亲白白把2千元丢了，2千元啊，不容易。母亲也委屈，她是吃了半辈子泉水、窖水的人，怎么能搞清自来水开关的方向啊，况且那些年她一直头疼、失眠，记性是越来越不好了。后来，我上三楼时，走到二楼，总是躲着，怕遇见那一家人，又生麻烦和尴尬，好在他们家大多时候灯是黑的，也不知人去了哪里。有一次，我从窗户瞟了一眼，屋里灯亮着，看屋顶，是有水迹的模糊痕迹，但不严重，看来他们没有再粉刷房子，而是一直这么住着，那2千元，就成了他们的额外收入。三楼最西边一户，平日里，住一个老太太，年龄大了，病歪歪的，塌着腰身，开了门，把一个蜂窝煤炉提出来，用旧塑料和报纸作引火，再添上木柴，满楼道滚着白乎乎的烟。老太太搬一把凳子，坐在煤炉前，用一块硬纸板扇风，也用干瘪的嘴吹，牙齿落光了，漏风，只听见噗噗声，不见火焰升高。生好火，老太太往上面坐了砂锅，熬药。砂锅有些年头，糊着乌黑的烟垢，甚至带着光泽了。锅里的药，先用大火烧开，冒泡翻滚，再用文火慢熬二三十分钟。老太太坐在煤炉前，打着盹，硬纸板落在脚前。砂锅里的药汁渐渐变成黑褐色，成汤成汁，吐着细密气泡，浓烈的药味在楼道里窜上窜下，挤进了屋子，满屋，都它的味。我每见到老太太时，她都坐在楼道熬药，却日渐消瘦下去了。后来有好长时间，她再没出现，我也没想起过她，只见她的铁门紧锁，门口的破铁盆里落着一堆冥票烧过的纸灰，黑蝴蝶一样，带着消亡的气息，沾着蜡烛的泪痕。想必老太太过世了。她是什么时候过世的？我毫无印象，细细想来，许是在某个午夜，我好像隐约听到了鞭炮声，听到了吵嚷声，听到了哭泣声，可那时睡意正浓，没有多想，也就睡去了，随后，周末便去了宁远。或许，正是那一天夜里，老太太过世了。可那是哪一天，我实在想不起了，即便想起，又能如何，一个人的生死，都是匆忙而渺小的，除了亲人，对别人毫无意义。我的这栋楼前面有一块很大的活动场地，这里的人过世了，灵堂都设在那里。隔三差五，场子上就会撑起灵堂，数九寒天，大暑小暑，这些节气，老人们扛不住冷热，过世者更多。蓝色的帐篷，外面支着几杆花圈，写着千古。帐篷里，摆满桌椅，烧纸的人，来来往往，或喝酒抽烟，或打麻将，或扯着闲话。人们毫无痛苦之状，喧哗声如同蜂群在飞，嬉笑声不时扑轰一声，溢满帐篷。人们好像是来聚会的，是为一个人的离世而表示庆祝的，也或者是用欢喜陪过世的人，把这世间的穷途末路彻底走断。在这偌大的罗玉小区，数十栋楼里，还有多少这样的老人，在楼道里熬着续命的药，熬着熬着，就再也不见了。他们的旧煤炉、旧砂锅，还丢在门口，落满灰尘，再也无人过问了。他们默默死去，就像这人间，不曾来过一般，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们坐在楼道的背影，只剩一把骨头，风一吹，就化了，而他们，或许只是我的幻觉罢了。这世间，人老了，便要承接铺天盖地的孤寂，直到死了，再承接铺天盖地的黑暗。关于楼上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我住的房子，我是最清楚的，大铁门，不防盗，刷着红漆，剥落了，像一个人皴裂的面孔。还是夏天，母亲在，妹妹来游转，晚上没有回去，跟母亲睡小卧室，大卧室我和妻子睡。我翻一会儿书，倒腾一会儿手机，睡觉时半夜12点过了。给手机充上电，放床头柜，关了灯，睡觉。半夜起过一次夜，也没发觉异常。早上醒来，摸手机，看时间，手机不在了。问母亲，说不知道，打电话，已关机，我才意识到被盗了。我的新苹果手机，好几千元，一直没舍得用，接打电话用的旧手机，只在上网时用用，没想到，成了贼的礼物。我看窗户，窗户都划着，纱窗虽然破烂不堪，但有防盗钢条，进不来，唯一能进来的就是门了——门是老式门，如果没有反锁，有点手脚的人，从外面随便一拨拉就开了。我还一直跟媳妇说，我们这离公安局近，虽然小区是敞开的，人也杂乱，但贼少。妻子问原因，我说公安局在跟前，能镇住。没想到，贼还真在警察眼皮底下把事干了。我们四个人，细细回想了晚上的情况，大家都没听见响动，也未发觉异常，不知贼何时进屋行窃的，真是细思极恐，万一贼做点其他手脚，我们都毫不知晓。我早上去派出所报了案，做了记录，我知道是找不回的，也没指望，只求个心安罢了。那段时间，也是郁闷，在宁远县城那边，一个早上，毛贼也是趁母亲出门办事，翻进院子，溜入屋子，偷走了媳妇的几件首饰。我一算，两次被盗，损失两万元。只能仰天长叹了。我还听一朋友说，她刚结婚不久，家里就被盗。贼是盯着刚结婚的家庭，一来家里肯定有金银首饰和现金，二来婚后年轻人防范意识不强。后来那贼被抓住，来她家指认现场，问偷走的东西呢？全部卖掉，钱也花完了，而最要命的是，那贼得有艾滋病，她突然想起家里前些日子确实有血迹，莫不是……把她吓得心神不安。我在楼上住了一年，能记得的事，也就这些了。到了年初春，租期也到了，想着租金太贵，平日妻子也不在。我便不打算再续租，合同到期前一天，我把房子彻底搬空，清扫了一遍。除了比我住进来之前干净整齐了很多之外，房子里再一次回到了当初空荡荡的样子。黑皮沙发，雕漆老桌凳，木床，衣柜，一直坏着的热水器，老掉牙的油烟机，一切都是我刚进来时的样子。我在这里整整度过了天，可面对这一切，我好像不曾住过一样，时间在这里没有留下任何证据。这套房子于我，也仅是一年的落脚之所，寄居之地，于房主，也只是赚钱工具，一年1万4千4百元，一分不少。我走了，还会有下一个寄居者住进去，他会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他和我一样，依旧背负着漂泊者的身份，他只是房主眼里的1万多元。他的后面还会有下一个入住者。如此延续。房主来看房了，在屋子转来转去，最后拉开衣柜门扇，说上次水淹了房子，把衣柜扇子都泡翘了，让我赔偿。我知道他是不想给我押金了。我说你那门扇进来之前就那副模样，如果你要我赔，那我安上的灯泡，修好的柜子，打扫过的卫生，你是不是也要赔我？他拖着一副娘炮腔调，还支支吾吾着找各种借口。我也把态度蛮狠起来，你要跟我干我也跟你干，谁怕谁？我向来与人为善，不惹事，可也不怕事。我对他也算尊重，有次还将朋友送的茶叶转送给他，我想人都是有感情的，讲道理的。但我才发现，我错了。他是不讲感情的，只认钱。最后，我没有给他多余的一分，他也没有拿走我多余的一分。看着他那油腻的中分，灰白的脸，和两肩落满头皮屑的黑西装，以及装模作样的公文包，我真是够了。年春天，我离开罗玉小区，住进了一个高档小区的三楼教室里。年，罗玉小区整片改造，好多旧楼房拆除了，包括我曾经住过的那栋。曾经的“三无”罗玉小区，已成往事，连同我的年。（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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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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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媳妇放寒假了。两个人住，用胶木板撑起的床，就经不起压。有时，睡半夜，翻个身，腰底下一软，轰隆一声，好似地震，床塌了，码在靠墙的书，顺势翻下来，把媳妇埋在了下面。我起身，摸黑打开灯，床上一片狼藉，媳妇头脚朝上，屁股朝下，呈V字型，身上压着书。她先是惊恐，然后狼狈，最后就怒了。我哭笑不得，从书和被褥里把她翻出来。重新支床。把被褥放一边，挪开两块胶木板，将砖头重新码放整齐。
王选
80后，青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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