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方的文学观为尺度来研究中国文学，其焦点在“纯文学”这一观念上。以西方近代文学观为本位，将中国文学区分为“文学”与“非文学”，只认为诗歌、小说、戏剧、小品文等为文学，而将历史著述、书信、序、*论等众多的实用文体视之为“非文学”，以“艺术性”作
白癫疯有效方法为文学最为重要的评价标准。 如果说，20世纪引进西方近代文学观的“纯文学”理论，导致了中国文学研究对原有视角、方法和评价标准等方面的改变，偏离了中国文学本位，那么，回归中国文学本位问题的焦点自然也在中国文学有无“纯文学”这一问题上。 西方的“文学”概念起源于近代。这一概念的产生，主要是要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加以区别。而西方原有文学理论中强调的情感、想象、虚构、形象性并不足以区分文学和哲学、历史，对“文学”进行定义。因为文学必须以语言为载体，故文学与非文学区别的关键，在于以历史、哲学等应用文字和日常语言为参照。审美功能用以区别文学与历史、哲学等应用文字，语言形式用以区分日常语言与文学的不同。于是，区别文学与非文学，便聚焦到了文学艺术的审美功能和文学艺术的形式。由此产生了以康德、叔本华、克罗齐等为代表的“审美不关利害”的纯审美论学派，他们认为文学艺术不能有任何功利目的，为审美和为文学艺术的文学艺术，才是真正的文学艺术。 但是，西方近代的这种文学理论，不是建立在西方文学历史的基础上，而完全只是一种哲学的美学理论的推理，故其对西方的文学历史都无法解释。因为西方从古代到近现代，都有着大量的具有功利目的的文学作品。李赋宁《欧洲文学史》说，古希腊赫希俄德的教谕诗《农作与时日》，是为“告诫弟弟改过从善”。塞万提斯说自己写《堂吉诃德》，“不过是要摧毁骑士文学在世俗的信用和权威”。歌德和席勒合作的926首辛辣讽刺短诗，是与文艺界的庸俗之辈进行论争的产物，被称为“讽刺诗斗争”。海涅的长诗《阿塔·特罗尔》就是“对那些出于不同的*治目的和相同的妒忌心理对他进行恶*攻击的敌人的反击”。可见，西方近代的“纯文学”，只是一个理论上存在的伪命题。 西方当代理论家希利斯·米勒有感于电影、录像、电视、广告、杂志等与纯文学在界限上已经变得非常模糊时，提出了“文学终结论”。英国的迈克·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一书中指出，“一切事物，即使是日常事务或平庸现实，都可归于艺术之记号下，从而都可以是审美的”。可见西方当代的一些理论家在回归现实时，看到了西方近代纯文学观的历史和现实的虚无主义视角，从而对西方近代的“纯文学”理论有了强烈的质疑。 就文学观念而言，中国的文学固然也讲求抒情性、形象性，也有虚构和丰富的想象，但却从来没有“纯文学”观念。刘勰《文心雕龙》论文，将章表疏奏等实用文体也都纳入了其中；萧统编《文选》，兼收韵文和论、表、书、奏等应用文，知六朝强调抒情性和艺术性，并没有否定实用文体亦为“文”，不存在什么“文学的自觉”。唐宋以来，《文苑英华》《元丰类稿》《唐文粹》《宋文鉴》《古文苑》《元文类》《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等文体学著作，都无不将应用
北京白癜风治疗选择哪家好文与诗赋都视之为“文”。 就主体的创作目的而言，中国文学也追求美，但不管是理论家还是作者，从来不曾认为文学是为审美、为文学的。文学更多是一种生存的方式和手段，可以用来求官，也可以作为职官的职守，可以作为交际的媒介，也可娱乐遣兴，还可以作为谋生手段。 就文体而言，所谓“纯文学”文体亦用之于实用，而应用文体亦有着审美追求。上世纪初的学者以西方近代“纯文学”观来审视中国文学时，对到底哪些文体作品才为“纯文学”就有不同的看法。如刘半农将历史传记也纳入了“纯文学”之列，朱希祖则只以诗赋、词曲、小说、杂文为“纯文学”。而造成他们这种差异的原因，就是中国本无纯文学文体。在古代，诗词、小说、戏曲等文体文本，其实有不少用于实现明确的功利目的。而众多的实用文体，亦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西方“纯文学”观本不能解释西方文学，当然更不可能解释中国文学的特质以及它发生发展的规律。 中国文学有着非常明显的民族性。我们不否认中国古代也存在着所谓的“纯文学”，但“文以为用”却是中国文学的主流。中国古代各种文体，多是社会各种性质行为的产物，因“用”而生。而且每一文本都是一定性质行为过程之中的“文字单元”，其内容、形式、言说方式都受这行为性质的支配。所以中国文学的功能、文学体裁、主体身份都具有多样化的特征。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规律，正是不同文学主体在不同社会生活行为过程中的“文字单元”的不断变化中形成。而西方的“纯文学”观念，只承认文学创作是一种纯粹的审美性质行为，文学是“作家”这一身份的产物，文学只具有审美的性质。因而，若以“纯文学”观念审视中国文学，中国不仅几乎没有“纯文学”的文体，也极少“纯文学”的文本，中国文学则基本失去了研究的对象。 因而，虽然我们不反对借鉴西方文学理论，但中国的文学研究必须回归中国文学的历史，从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语境出发去认识中国文学，也就是回归中国文学本位，唯有如此，方能使我们的研究不至于偏离中国文学的本来面目。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
